无锡新闻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出炉给

3月17日,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人民法院披露,针对一对“85后”夫妻闹离婚的诉讼,该院3月8日发出了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限定这对夫妻冷静3个月,其间不得向对方提出离婚。据悉,这也是四川省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这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从安岳县法院新设立的“家事少年审判庭”发出,通知书内容由该庭庭长经一天推敲最终形成。

85后夫妻因琐事离婚法院发冷静通知书

17日,安岳县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蒋新儒介绍,今年2月,一名年轻女子前往该法院起诉,要求与丈夫离婚。

法院调查发现,这对夫妇均为85后,结婚后因为带小孩等琐事时常发生纠纷,“后来打了一次架,女方离家出走了。”主审法官李洪婷介绍,女方外出务工两年后,回到安岳县并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李洪婷说,经了解,这对夫妻发生纠纷,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年轻、脾气大,“都坚持自己个性,离婚可能出于一时冲动。”今年3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女方放弃诉讼的意愿,“只是男方比较冷淡。”李洪婷说,开庭结束后,法院决定对这对夫妻发出“离婚冷静期”通知书。

拟定通知书耗时一天限夫妻冷静3个月

蒋新儒说,因为是四川省首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没有可以参照的文书,通知书的格式和措辞,他经过一天时间仔细推敲才最终形成。“用了大段的文字来劝解这对夫妻,言辞十分恳切,特别提到双方的小孩,希望这一点能挽回双方的婚姻。”“离婚冷静期”通知书给了这对夫妻3个月“离婚冷静期”,并提出了基本要求:“冷静期限内,双方均应保持镇静和理智,三思而后行,原则上不得向对方提出离婚。冷静期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蒋新儒说,冷静期满前7日内,双方可根据有关情况向法院申请适当延长。冷静期限内,若双方已和好或形成一致意见,也可到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签署协议书或者申请撤回起诉。

河南上海等地已试行四川已在多地启动试点

蒋新儒介绍,这份“离婚冷静期”通知书是安岳县法院的创新之举,并且也有一定的法律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有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等改革目标的相关要求。”“根据高院精神,我们新设了家事少年审判庭,这也是审判精细化的要求,年1月正式运行。”蒋新儒说,该法庭主审家庭纠纷和少年刑事案件,均不公开审理。据介绍,年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河南在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在一些基层法院在离婚诉讼中,尝试实行3至6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制度。此外,上海市部分基层法院,也启动了该项制度试点。“目前,我们省也启动试点,多个基层法院成为试点。”蒋新儒说。

“离婚冷静期”通知书的出现,引发了网友热议。

《北京晨报》就此事评论发声:

“离婚冷静期”给夫妻双方一个冷静思考的空间,在挽救婚姻上做最后一次努力,这多少有点心灵鸡汤的味道——在不美好的现实中,奉劝我们学会乐观、忍耐、坚持。

当然,并不是说心灵鸡汤就不好,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心灵鸡汤。从正面的角度看,心灵鸡汤给了我们积极的人生态度,有时能帮我们走出人生的低谷与阴霾。比如有的夫妻一时冲动,办了离婚之后又后悔不及,对于这种情绪化离婚,“离婚冷静期”当然是必要的。

但鸡汤并不总是管用,空有劝人和好的积极态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有的夫妻感情已经彻底破裂、没有挽回余地了,再强加一个冷静期,多半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尤其是,如果离婚案中涉及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还强制要求夫妻双方在一定时期内不得离婚,那么就有纵容暴力、催生悲剧的可能。

北京晨报

《离婚冷静期并不适合所有离婚者》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离婚限号?公共服务不应预设道德判断》中也曾提及:

首先,公共服务部门没有限制离婚的权力。公共服务机构对公众提供的是无差别的服务,在实施过程中,经办人不能带有道德情感因素,更不能把这种情感转化成强制规定。公交车不能因为一个人“贼眉鼠眼”就拒绝其上车,医院也不能因为一个患者“貌似小偷”就拒绝诊治,婚姻登记处若凭工作人员主观认定“看上去冲动盲目”就拒绝办理合法离婚手续,更是荒唐。

其次,限制措施并不能解决离婚率上升的问题。一段婚姻走向结束,其背后有着种种可说或不可说的复杂因素,感情破裂、价值观冲突、家庭矛盾、生活压力等都有可能是根源。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离婚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如果对于正在发烧的人当头来一盆冷水,身体是“冷静”了,但病情却可能因此加重甚至导致无法救治。

再次,用政策限制离婚在执行上存在巨大风险。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婚姻圆满、家庭幸福自然是人人追求,但婚姻不幸、矛盾重重,离婚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比如,夫妻中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一方,好不容易说服另一方达成离婚协议,一起去婚姻登记处办理手续,如果这时候遇到离婚限号或者“3个月缓冲期”,难道还要回家继续忍受暴力?

我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婚是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更是成因复杂的家庭问题,绝不能仅仅出于所谓“好心”一限了之,更不能随意施展对公众权利的限制。通过启动社会工作程序,通过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妇女儿童权益组织以柔性的方式,在详细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干预引导,这才是符合法理人情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

内容来源:华西都市报、北京晨报、《光明日报》年03月30日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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