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

简介：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

（一）

一个人在一个百年的岁月里独自拥有96个属于自己的生命年轮，并在漫长而持续的读书、教书、著书之中渐成一道历史风景、一座文化坐标、一帧世纪背影，这是十分罕见的。

这个人，如果放在生活的户口本上去检索，他叫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叫七房桥的小乡村；如果走进当代学术的牌坊里去拜谒，他居于牌坊的醒目位置，上书“一代儒宗、历史学家钱穆先生”。

说起钱穆先生，我真正静下心来凝望那帧属于一个历史世纪的文化背影，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那时，国学热、文化热正渐次升温，钱穆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端和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里。作为一个曾沉潜于历史云烟深处打捞过诗词歌赋的码字人，我不想也不愿错过这次文化寻根、历史寻根的机会。新千年的前夜，我参加完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徐州故居藏品展开幕仪式后，一次非正规的文友相聚，一位历史学博士的一番宏论，加快了我走近钱穆先生的步伐。

（二）

书是钱先生的命，是钱先生输入脉管的血。走近钱穆先生，当从走近钱穆先生的书开始。

在钱穆先生卷幅浩瀚的著述里，《先秦诸子系年》是不可不读的一部。《先秦诸子系年》的成书时间长达十年。十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钱穆的一鸣惊人。

年秋天，已有十年多家乡小学教龄、近一年厦门集美中学执教经验的钱穆，经著名学者钱锺书的父亲、国学大家钱基博推荐，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国文，在讲授《论语》的同时，开始考订孔子生卒行事，启动《先秦诸子系年》的写作。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钱穆一边教学，一边向同为三师教员的钱基博等大家问教学术，开始了早期的教学、研究、交流、著述生涯。

年秋天，在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的推荐下，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年级的国文老师。学术氛围甚浓的苏州中学，鞭策钱穆在著述上更加勤奋，先后写出了《国学概论》《墨子》等不俗之作；与此同时，《先秦诸子系年》所涉及的诸子考辨各篇，也在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先后梳理成章。

年，就在《先秦诸子系年》初稿基本完稿之时，钱穆与当时学术界、史学界的两位泰斗级人物相遇了。这两位人物分别是：古史辨派领袖、史学大师顾颉刚，经学奇才、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

年9月，刚刚受聘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回苏州省亲，在陈天一的促成下造访钱穆。在苏州中学并不宽敞的宿舍里，顾颉刚把目光投向了钱穆刚刚完成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面对这个中学教师的心血之作，一向身居学术高位的顾颉刚惊诧佩服不已，诚索此稿带回家中阅读。几天后，钱穆回访顾颉刚，顾颉刚对钱穆的考据功夫和史学才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任教。

顾颉刚离开后的那个冬天，虽然寒冷异常，但钱穆却感到非常温暖。一则顾颉刚的慧眼识人，让钱穆增加无穷暖意；二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的专程到访，让钱穆遇见了难寻知音，迸发了灵感火花。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两位神交已久的朋友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自然把话题集中到了《先秦诸子系年》上。一向褒言吝啬的蒙文通，对钱穆的奖掖之词如滔滔江水。经其推荐，《先秦诸子系年》初稿中的墨学诸篇，公开发表于南京的一家杂志上。

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钱穆与顾颉刚的相遇，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改变了他的学术人生，使他从苏州中学一步登入中国学术的最高殿堂，并从此牢牢地站在20世纪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风光无限，辉耀群伦；钱穆与蒙文通的相遇，为我们研究和了解钱穆的早期学术活动、阅读钱穆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客观评价《先秦诸子系年》的历史价值，找到了被官方最早认可的学术文献。年之于钱穆，乃新生之年，转折之年。

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年9月，钱穆辞别苏州中学，前往古都北平，在学者荟萃的燕京大学任大一大二国文课讲师。在未名湖畔，钱穆犹如龙入沧海，驰骋遨游于中国学术的心脏之地。他在教学之余，全身心地浸泡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利用其丰富的藏书资源，除逐字逐句修改《先秦诸子系年》在引述、体例、考辨等方面的错误外，还写出了《周官著作时代考》等在北平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著作。

年12月，《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民国时期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在这部书中，钱穆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在于：以比较权威的《竹书纪年》订《史记》之误，填补了中国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研究空白，重建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气脉。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说：“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虽名为先秦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对古本《竹书纪年》的研究，于战国史的贡献特大。”

（三）

年，《东方杂志》摘要发表了史学大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名著；此时的钱穆正在无锡三师任教，通过杂志阅读了梁著的一些章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谋篇布局，重点阐述的是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面。

钱穆敢于向权威挑战，从梁著一发表就不赞同这一在当时很有影响很有市场很有地位的学术观点。20世纪30年代初以后，他拥有了阐述自己的学术见地、全面批驳梁论的舞台和机会。

年夏天，钱穆在苏州西花桥巷28号的家中等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当年秋，钱穆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课，为正面交锋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铺垫。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通史课成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据此提出由钱穆和陈寅恪分别主讲该课的前后半部。钱穆认为，通史要体现一线贯通的气韵，就不能分而授之，遂毛遂自荐，要求一人独立完成全部。年秋天，北京大学接受了钱穆的请求，聘请他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至此，钱穆登上了中国史学讲坛的最高端，在以后四年的通史讲授生涯里，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铸就了一个时代的华章。

北大的学术风气，让钱穆如鱼得水，使其在书山史海中尽情遨游。他在讲史的同时，以讲义的形式把标靶一点一点地指向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当时梁启超去世没多久，钱穆的这一指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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