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溪词人诞生于无锡的词人创作群体,如何一

清代顺康年间是词学发展的繁盛期，这一阶段词人辈出，群体纷呈，尤以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区最为显著。“梁溪”为无锡别称，坐落于太湖之滨，自古以来，人文蔚起，清初更是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词人群体。

梁溪词人群体的形成受到特定时代风会影响，也与地域文化的熏染以及家族姻亲联结有关，而本邑词人间的交游唱和与领袖人物的组织则起到了推动作用。

顺康时期梁溪词人群体之形成

一时代风会与地域文化

1时代风会之促进

清代《词综》出现前的一部重要通代词选。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则是明末规模最大的词集丛刻，为清词复兴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凡此种种都表明，明清之际的文士们已将词视为与诗一样可以用来言情达志的主流文体，突破了自宋以来词为“小技”“末道”的观念。明清之际还出现了不少词谱、词韵著作。

张綖的《诗馀图谱》、程明善的《啸余谱》导夫先路，清人万树的《词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辨析，后出转精。词韵方面，沈谦的《词韵》堪称清代第一部词韵专著，许多重要选本，如《倚声初集》《瑶华集》皆附此书，以作为填词准绳。

词谱词韵的出现确立了填词法度，对词之创作起到规范引领作用，也建构起了词体声律学。与词集词选刊刻、词谱词韵编订相同步。

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群体、流派的产生，都必然受到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的影响。在明季浓厚的词学氛围导引下，位于清初词坛的核心地域，梁溪地区应时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词人群体。她顺应了时代风会，在“云间”势力日益消弱时，与江南各地词人同时登上词坛，共同引领清词中兴。

2地域文化之熏染

地域性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从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已可看出。《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风格各异，《楚辞》也浸染了鲜明的楚地色彩。不少文学流派的形成都与地域有关，如宋代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

清初梁溪地区涌现出如此多词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是乡邦深厚词学传统的惯力使然。

明代的南京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全部，上海与安徽部分地区，词人数量冠绝全国。在南京各州府中，常州府以77位词人，居于第二，其具体分布为：武进18人、无锡26人、锡山1人、宜兴20人，无锡一县人数最多。

而即便将无锡放置全国，也多于四川、广东、山东、京师、山西、云南、陕西、广西、贵州。可见，有明一代，无锡词学在全国都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地域与文学之间往往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文学在地域沃土上生长，又赋予地域以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得到共同发展。梁溪词人群体正是在本邑深厚的文化熏染下形成，又通过词学创作为乡邦文化增重。

二

1家族姻亲之连结

如果说时代风会与地域文化对梁溪词人群体形成所起的作用较为间接，那么家族姻亲的联结则是直接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以家族势力蔚然形成一个文学群体的现象层出不穷，如南朝的陈郡谢氏家族，唐宋八大家中的眉山“三苏”，明代湖北公安的“三袁”兄弟。家族性也是梁溪词人群体的重要特征。

明清时，梁溪望族云集，“自大江之南，西浙诸郡，异时号富庶者必称姑苏，次则锡山是也。许多大家族崇尚文艺，绵绵瓜瓞，不断涌现出学术人才，从而形成了一条“家族文化链”。

顾氏为梁溪重要的文化世族，所谓“锡地望族，首推顾氏，自希冯公为陈黄门侍郎，以博学硕行，名重儒林。越十三传为锡蕃公以后，不坠家声者，大推其行公”（《顾氏分编泾里支支谱》），其中最为鼎盛者为顾宪成与顾宸家族。

顾宸之父顾嘉舜学问淹博，精研尚书，著有《尚书日笺》《尚书大旨》。顾宸本人名声更大，著有《宋文选》《辟疆园杜诗注解》等。其子顾彩博学多长，诗词曲皆擅，有词集《鹤边词钞》、词选《草堂嗣响》。顾宸所建“辟疆园”也为江南地区重要的藏书楼。

由上可见，顾宪成与顾宸两大家族，内部文学谱系绵延不绝，清初词人辈出也就十分自然了。

2交游唱和之鼓动

梁溪词人群体的形成固然与时代风会、地域文化、家族姻亲有关，不过群体的最终出现还有赖于词学活动。梁溪地区风光优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优越的外在条件便于词人交游结社与唱和。

清初许多梁溪词人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如顾贞立、顾景文、顾贞观、顾衡文皆为顾宪成后人；钱肃润幼年从学于高攀龙，钱氏又为秦松龄业师；张夏曾游马士奇之门，并拜高士泰（高攀龙侄）为师，追随十余载。

秦松龄亦奉教于张夏达五十年。顾贞观、马翀都曾从学黄家舒；梁溪后期重要词人陆楣少时受知于秦松龄、严绳孙，杜诏也曾师从严绳孙与顾贞观。

乃雅士高人的吟赏活动，明确了侯文燿在唱和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其三、指出唱和词的多元艺术风格。由此可见，“中秋唱和”是一场大规模的乡邑词人群体活动，是一场充满闲逸情致的兴会之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梁溪词人与清初词坛

无锡地处江南腹地，景色秀丽，风光优美，清初许多词人来此游历，特别是在吴兴祚任职期间，时常举行诗酒文会，吸引了大批骚人雅士，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梁溪词人又出走乡邦，求取功名仕宦，寻幽览胜，漫游大江南北，结交了不少词坛名流。

由于梁溪词人数量众多，活动范围较广，考察其交游活动难以面面俱到，拟探讨梁溪词人与京华词苑、阳羡词派、浙西词派以及一些活跃在清初词坛较为重要的词家的交往。

梁溪词人通过与外界沟通，扩大视野、更新认知，在受到影响的同时，也对其他词学势力产生影响。研究梁溪词人与清初词坛的互动，对于认识顺康词坛整体风貌无疑大有裨益。

一梁溪词人与京华词苑

在考察梁溪词人与京华词人交往之前，有必要先对本文所谓“京华词苑”的群体范围进行界定。为便于同汉族文士交往，纳兰性德购买了渌水亭，由此形成一个以纳兰为核心的京师词人群体。

1梁溪词人与京师词人的交往

梁溪词人中最早与纳兰性德订交的是严绳孙。康熙十一年（），严绳孙北上京师，经徐乾学引荐，次年春与纳兰性德相识。

纳兰性德在词中将内心复杂深厚的情感向顾贞观毫无保留地倾吐，所谈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肺腑之言，写来率真无饰，感人至深。顾贞观读后十分动情，也步其原韵填写了一首。

顾贞观在词中用李白与杜甫、侯生与魏无忌相交之典，表达对纳兰知遇的感激，以及乐与结交的愿望。全词真气淋漓，极情之至，反映了二人志趣相投，意气相通。在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相交过程中，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吴兆骞。

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发，吴兆骞受到牵累，被流放宁古塔。康熙十五年（）岁杪，顾贞观请求纳兰性德营救吴氏，初未获许。此后，顾贞观又以词代简，填写了两首《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飘零久）。纳兰性德读到词后，为其中真情所打动，允诺营救，吴兆骞最终也于康熙二十年（）返回帝京。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纳兰性德与吴兆骞并不相识，而纳兰以一诺之重，使吴氏生入榆关，可见其笃于友谊。

2唱和活动也推动着清代词学

严绳孙、秦松龄词与纳兰性德、顾贞观词的作法大抵相同，起笔都由眼前之景写入，继而铺叙与辽后相关史实，秦词隶使陈后主“结绮”“临春”事典，与顾词用唐典技法一致。严、秦二人词的结句也都以昏暗惨淡景来收束，抒发怅惘之情。

约在康熙十九或二十年，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等人还有一次咏并蒂莲的唱和活动，先看纳兰性德的《一丛花·咏并蒂莲》。这首咏物词构思精巧，形神兼备。起笔先写并蒂莲的形貌，似舞罢的女子，

又似绾着红妆的少女，十分明艳动人，继而将其拟作一对在微风中窃窃私语的情侣，相互依偎，传递深情。下阕时间发生转变，并蒂莲在月下银塘，似桃根、桃叶姐妹，又如双宿双栖的一对鸳鸯。

结句化用杜甫《秋兴八首》（其七）“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既是写景，也归结到莲之本身，“同梦寄潇湘”则联想到娥皇、女英二妃。此词写得不沾不脱、不即不离，既见并蒂莲的神韵，也寄寓作者的深情，颇耐讽咏。再来看顾贞观同题之作。

二梁溪词人与阳羡词派

梁溪与阳羡皆隶属于常州府，地域上紧相毗邻，又有着相同内涵的时代人文背景。由于空间不为阻隔，两地词人来往频繁，词学互动也较多，特别是梁溪词人与陈维崧、万树的关系十分密切。

1陈维崧

陈维崧乃梁溪词人的重要交游对象，陈氏频繁来往梁溪，并将社集活动置办于此地，不仅有助于煽扬梁溪的词学风气，也有利于两邑词人切磋词艺，提升词技，而陈氏集中书写梁溪山水的作品，则足以为梁溪地域文化增重。

顾贞观曾祖父顾宪成为晚明东林党领袖人物，而陈维崧祖父陈于廷亦为东林党人，其父陈贞慧则为“复社四公子”之一。明末，几社与复社同时并起，顺治二年（），几社在苏州演变为沧浪会；六年（），沧浪会又分为慎交社和同声社。慎交社由尤侗、汪琬、宋实颖、吴兆骞等人主之，顾贞观、陈维崧皆为社中成员。由是可见，顾、陈二人不仅家庭背景十分相似，社会活动也有交集。

2万树

万树为阳羡词派中坚人物，亦与梁溪词人过从甚密。康熙五年（），万树制成《璇玑碎锦》一百种，欲请侯杲题序，是年夏，又受到侯文灿、侯文燿昆仲邀请，便欣然应约。万树与侯杲交情匪浅。

与梁溪词人相交的阳羡词家还有徐喈凤、史惟圆等人。直至康熙末年，梁溪杜诏与阳羡史承谦仍有交往，并在一起探讨词学。

梁溪与阳羡词人来往频繁，其互动不仅在太湖流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吴兴祚与万树的交游，也将江南词风传播至岭南，是沟通两大地域文化的媒介人物，为推动清初词学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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